【編者按】教育需要理論的指引，更需要基於實踐的考察、探究與分析。現實永遠比理想要冷峻，不斷地在現實中發現和解決問題，這也是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存在的意義。對此，不同層面的交流和探討也就顯得尤為必要。2015年11月，「蒲公英行動」課題組團隊謝麗芳、王勇全兩位老師赴台參與「兩岸鄉村社區營造與發展」的研討會及遊學交流，近距離地考察了台灣教育的現狀。相信這會給我們理解中國的教育實踐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實踐的思路。（首師大「亞洲美術教育研究發展中心」信息部編輯）

台灣偏鄉小校與社區營造帶給我們的思考

蒲公英行動課題組 謝麗芳 王勇全

2015年11月我們赴台灣參加「兩岸鄉村社區營造與發展」研討會，並進行了為期十一天的遊學和交流，從而讓我們對台灣地區的鄉村社區總體營造及偏鄉村教育有了一點點認識和瞭解。「社區」一詞現已成為社會大眾生活中常用的詞句，社會學家給「社區」下出的定義就有140多種。就台灣前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所說，「社區」並不是指傳統社會的地方意識，「社區」的現代含義乃在於它是一種民主的生活方式，是介於國家社會和家庭團體之間，為現代人所追求和提升生活品味的基礎單位。 而「社區整體營造」的目標，不是只在於營造一些實際環境，或者營造一個社區，實際上它是在營造一個新社會，營造一個新文化，營造一個新的人。其本質就在於「造人」。

「社區整體營造」，作為一項官方社會文化改造工程，緊扣著台灣社會的現實，也充滿了對問題的反省與民眾的參與學習。二十年來的社造實證乃是對這一至今仍在持續前進的動態發展過程進行的最好詮釋。在台灣政治大學王瑞琪教授的精心安排下，我們得以觀察到這一過程中的重要點滴，隨著遊學的深入，讓我們感受最深的是「造人」兩個字。一個文化政策只有在民間的熱烈響應和支持下才能做到真正的永續發展，而能促進這種永續發展的最重要的是「人」。

20多年以前，工業化的急速推進使得當時台灣的自然生態發展受到無情的破壞，生態多樣性面臨崩潰，同時城鎮化的速度遠高過於都市建設的發展，農村青壯年人力往都市移動造成農村產業及人口凋零，還有大規模的建築開發造成自然景觀受到破壞，以及鄉土與傳統文化所面臨失傳等問題的出現，引發了台灣有識之士的不安和擔憂，社會各界人士紛紛投身參與到了這一文化創建活動。以民間集體力量來對公共事物表達積極的關心於介入， 事實上，這也是台灣文創建設能成功走到現在的重要保證。自此，一種新社會的培力運動和社會改造運動，推動了台灣一系列社區再造和文化傳承的運動。其中，以自由教育理念的倡導者黃武雄為首，以1994年的「四一〇大遊行」為起點在台灣發動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造運動。他認為教育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保護兒童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為創造未來的世界，而不是複製我們的過去。而背離兒童教育目標，大批量生產的大班大校不關注教育品質，使學校淪為教育工廠，因此，當時教改運動的訴求之一便是要落實小班小校。小班化教育也是當代發達教育實現小學教育優質化的世界性發展趨勢。

在2015年11月23日的研討會上，台灣政治大學教育系副教授鄭同僚「以混齡教育推動台灣偏鄉小校轉型」為題就偏鄉小學的小班小校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與發達教育中的小班小校不同，在當下，隨著農村人口外移少子化現象愈來愈嚴重的現象，已成為台灣偏鄉教育的危機所在，有時一個年級甚至只有一名學生。針對一些地方政府因為節省經濟資源要開始嚴格執行小校裁拚政策的傳言，他提出了對於人數少的學校應該善用新法律給予可能空間，如將一、二年級混齡，三、四年級混齡，五、六年級混齡等，這樣，偏鄉不但不需要廢並小校，轉一下觀念，偏鄉小校新的可能性也就出現了。台灣島內不少鄉村學校因為位置偏遠、交通不便，教育資源分配受到影響，還有些學校師資力量缺乏，這樣精省的老師還可以作為跨校共享的專科教師和研究教師予以補充。混齡教學在台灣偏鄉小學還是一種新的觀念與作法，它的基本理念是打破僵化的學制觀念，偏鄉不但不要廢拼小校，還可以進行最進步的教育轉型，歐美先進國家的小校也都普遍使用這種方式教學，但是對老師的要求也就高了。偏鄉小學的存續問題實際上是當前海峽兩岸共同面臨的教育困境，鄭同僚教授以台灣地區為例,對「偏遠小學是否有繼續存在的必要」與「偏遠小學如何才能繼續存在」兩個問題在大會進行了探討,這給了我們大陸農村小學的發展一個重要的啟示。

從台灣回來後我們便進入湘西，並到了鳳凰縣山江鎮的四所苗族村小和古丈縣的六個土家族教學點。這幾所學校的學生最多的古塘小學有39人，兩位老師，最少的雀兒小學只有4位學生。因人數太少許多村小也都採用了一年級隔年招生的方法。在大陸的一師一校一直以來都是採用複式混齡教學的方式上課。在我們的瞭解中，因為只有一位老師，這些學校除了語文和數學，其他課程開設率都非常低，他們沒有美術課。他們的學習資源、學習能力和學習機會都非常貧乏。據統計，湘西州現有鄉（鎮）完小115所，村（片）小97所，教學點915個。最近幾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善農村教育、實行底部攻堅，鄉村教師扶持計畫等政策，要求底部攻堅，改善基本公共服務，保基本、補短板，促進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包括已在實行的對西部教師培訓，改善農村學校網絡建設等等，目前農村學校的教育狀況已有了一定的好轉，然而通過這次來台灣參加「兩岸鄉村社區營造與發展」研討會和考察後，我們感覺我們的教育，尤其是農村教育這一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與社區的聯繫太少，甚至有些學校與社區還處於一種完全隔離的狀態。

兒童是人類社會中有賴於成年人關懷和培養的生命體和社會成員，同時又是民族文化血脈的繼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載體。在成長過程中，他既要接受外部學校的教育，又要吸收來自本土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孩子自一出生就開始了文化傳承與習得的過程，按照社會學的觀點，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第一場所，也就是說，兒童獲得文化傳承的知識首先是從家庭開始的，然後就是其生活的社區，社區為兒童營造了一個體驗文化傳統的氛圍，使兒童從小就開始了對本土文化的認同。但是隨著近年來農村地區開始推行低年寄宿制學校，三年級以上小學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屬的鄉鎮完全小學寄宿，孩子的學習條件的確得到了改善，但是長年的寄宿生活使學生與家庭與社區的接觸大大減少，這就使得那些原本依附於鄉土社會母體之上的兒童的個人行為和經驗日漸淡薄，地方性知識及對族群的認同也隨之減弱。 在文明與落後，現代與傳統二元對立的預設下，現行基礎教育的設置基本是按城市模式設置的，從設計思路上就與中國鄉村城市化和現代化改造分不開， 其教育的成敗更多地取決於個人是否能夠通過考試和升學的窄門，擺脫農民的身份和農民的生活方式。 其結果使得鄉村中小學教育長期以來普遍存在著與當地生產、生活、文化傳承相分離的現象，學校與農村社區也就顯得更加格格不入了。

台灣的社區重建與社會重建兩相結合，學校作為社區的一個部分所具有的職能就是把學生 、家長與社區緊密連在了一起，社區對學校的融入，以及學校對社區的開放度，還有通過「知識解放」促進公民社會建設和社會營造的遍佈台灣城鄉的社區大學，儘管瞭解不多，但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台灣，學校就是社區社會生活共同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我們走進並瞭解了包括宜蘭縣員山鄉深溝國小，南投縣魚池鄉德化國民小學和南投縣華南國小三所小學之後，也就愈加加深了這個印象。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國小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學校。校長黃增川，博士學歷，當了11年的校長。在校長的眼裡，學校是社區的學校，校長是社區的一分子，學校大凡有事家長都會出力，社區包括寺廟的也都會和學校合作。食農教育是深溝國小的特色教育，學校將在地農業生產知識融入課程，他們組織小朋友向老農夫學習古法種稻，認識家鄉的風土與在地食材，以及學習媽媽以在地食材烹調米食與點心等，讓小朋友與農夫以及家長互動中，認識家鄉瞭解家鄉，而這些記憶將伴隨著孩子長大以至出外求學與工作，並始終維繫著孩子與家鄉之間的認同與慰藉。

2015年12月13日，大陸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楊東平在第一屆中國農村小規模學校聯盟年會演講時特別提到，持續了十年之久的大規模的「撤點並校」，國務院辦公廳於2012年9月已正式發文終止了該政策，並要求「原則上每個鄉鎮都應該設置初中，人口相對集中的村寨要設置村小或教學點」。1995年大陸有農村教學點19.36萬個，2010年只剩6.54萬個，最近這兩年經過恢復，已達到8.76萬個。楊東平先生認為，鄉村小規模學校將會長期存在，它既不是隨著教育現代化將要消失的落後形態，也不是一個過渡形態，因為它滿足了農村20%沒有能力進城上學的弱勢家庭的教育需求。並且楊東平先生還認為，「在農村的環境中，我們最有可能實現教育的社區化、生活化和鄉土化，這些都是城市的應試教育所缺乏的。中國的學校教育必然要走向有根的教育、有機的教育、綠色的教育，這種改變很可能首先從農村開始，從小規模學校開始。」

改善農村小規模學校已經成為朝野共識。「以城鎮化的思路發展農村教育」顯然是有問題的。啟動社區意識，引入以「人」為主體的社群概念很可能還是一劑救治農村小規模學校教育的良方，如鄭同僚教授所說，偏鄉不需要廢並小校，觀念的轉變能帶來新的可能性。讓社區作為一個平台，學校與社區有機結合，通過與社區與學校與學生的互動，以規劃出符合農村小規模學校願景的發展特色，底部攻堅，人人都投入營造自己的社區，自己的學校，那麼即使是山區學校也一樣能創造出優質的教學環境，但這種環境是要用人的體溫與熱情去培植的。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已越來越冷漠和淡薄，如果有許許多多像黃增川、陳清圳那樣的校長，也就有了社區的溫暖，那也就不會再出現象貴州畢節那樣連續不斷地的留守兒童死亡的慘痛事件了。且畢節還只是冰山的一角。

人的全面發展是人類努力追求的教育理想，學校作為社會生活共同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通過文化傳承來培養下一代。兒童將要習得如何作為成人在社會中承擔角色，因此他們既要接受學校的教育，又要吸收來自本土本民族以及社區文化的熏陶。文化的多元給鄉村教育帶來的不僅是思考。面對來自社會來來自教育的尷尬，孩子們現在可能並不明白，它所引出的命題實際上是農村社區和學校教育的使命所在。它不僅關係到農村兒童個體的精神生命，還關係到整個國家教育公平與偏遠農村的社區，我們祖祖輩輩寄寓了無限情感的鄉村的存亡。

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教育運動到當下風起雲湧的」兩岸三地的大學生們傚法孔子周遊列國傳播教育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難,開展的偏鄉支教活動」，還有兩岸返鄉和在地的教育和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包括我們的蒲公英行動。通過這次在台灣的短短時間的遊學，它使我們的認識也有了些關鍵性的改變。如同石頭滾落下來又推上去的西緒弗斯，但我們是自願的，不是因為懲罰。不論我們是否成功，這一切實際上是都是為了營造一個新社會，營造一個新文化，營造一個新的人。包括我們，還有無數生活在偏鄉，在大山在任何一個角落裡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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